唐朝时的昭武九姓胡人见证了中西交流的鼎盛时期

隋唐时期，在我国西北方向存在九个以昭武为姓的粟特人国家，他们在被匈奴部落击败后，迁往中亚地区居住。粟特人特别善于经商，由于居住地的特殊性，粟特人将目光投向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上，南北朝时期粟特人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后来干脆又承担起了各国之间的外交使命，他们深知和气生财的道理，所以在外交上积极参与斡旋。在唐朝，昭武胡人在内地也被称作兴胡，其在中原的社会地位与百姓、行客相同。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很多由昭武九姓组建的聚居部落，人口也可达万人之众。

还有很多昭武九姓的人散居于中原各地，且自成规模，在战乱时期更是有组织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唐末藩镇割据的局势下，也出现了兴胡拥兵自重的情况，他们一般也会在唐朝军队内部担任职务。那么，昭武九姓是如何在中亚立足的?又是如何影响中西文化交流的呢？

昭武姓最初见于《汉书》，他们本属月氏族，是数个国家的总称，后来，由于在武力上逊色于匈奴族，昭武姓从起先居住地北昭武城迁往中亚地区。迁往中亚地区后，昭武人就以务农为主要生活来源，而兼顾发展畜牧业，并逐渐形成部落，各个国家之间相互配合，逐渐成为一股势力。

盘踞在中亚地区的昭武胡人无疑占据了中西丝绸之路交流的重要枢纽地带，除了日常务农和畜牧养殖之外，昭武胡人也十分擅长经商，他们尤其看重丝绸之路的转贩贸易，并从中获得利益，早在东汉时期就已有他们活动的痕迹，而他们在商业领域的活跃对唐朝时期的经济繁荣也贡献了巨大力量。

南北朝时期，昭武胡人的经商范围扩大，并开始承担外交任务，毕竟东西双方达成和议对自己的买卖有重要影响。到了唐代，经商的昭武胡人又被称作兴胡，他们的身份地位与一般百姓无二，且部分人有唐官方认可的证明，可见其在中原也具备一定特殊地位。唐朝时外商以昭武胡人为最多，在中原几个大的贸易城镇中，都有昭武胡人的群居部落。

东突厥降唐后，归属于东突厥的昭武九姓也随之入塞，唐朝官府将其安置在紧甘肃一带，逐渐形成城镇和小部落。这些部落一般都有自己的武装，在战时他们也会组织反抗，聚居区内往往有自己的统领。

到了6世纪中期，昭武国归属于西突厥，到7世纪中期开始归附唐朝，这时的昭武时刻面临阿拉伯帝国的侵袭，唐朝出兵帮助昭武诸国应对阿拉伯国家的进攻，并接受了唐朝赐予的封号。

唐朝时期有很多昭武胡人在唐朝军队内部担任重要职务，影响唐朝历史走向的安史之乱，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引发的，而这两人都隶属于九姓杂胡，安禄山更是一人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拥兵自重，对于唐中央有这严重威胁，后来的唐禁军也不到十万人，而安禄山一人就统辖二十万大军，其野心昭然若揭。

昭武九国由于其盘踞的地点具有特殊性，丝绸之路转贩的路子为他们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包括宗教、音乐、舞蹈等文化元素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而中原地区的丝绸、茶叶、造纸术、农业器具也伴随着丝绸之路传递给西亚诸国，昭武胡人无疑是其中重要地媒介，与中原王朝和其周边游牧民族进行文化融合，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影响游牧民族文字的形成，同时对中原王朝也起到一定的影响，加强了民族融合，一些姓氏的起源也与其和中原王朝的融合有关。

唐朝时期中原王朝的兴盛，也吸引了昭武胡人留在中原与汉人进行文化融合，昭武九姓也逐渐拥有与中原相似的生活习惯，融入到中原王朝的生活之中。

总结:自我国东汉时期便已经存在昭武胡人在我国西北地区盘踞的现象，在匈奴人的驱逐下，昭武胡人迁居中亚，昭武胡人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做起了丝绸之路的生意，获取了大量财富，中原所有主要城市中都有昭武胡人的聚居区，当时在唐经商的外国人中，以昭武胡人为最多。发展到公元7世纪，昭武胡人开始依附于唐朝，并借助唐朝的能力抵抗阿拉伯帝国的入侵，并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出于唐朝的军队政策，大量胡人被提拔进入军队的指挥体系，昭武胡人在唐朝军队也担任重要职务，并酿成了安史之乱，给唐朝以致命打击。昭武胡人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西交流提供了重要贡献，包括宗教、音乐、舞蹈等文化传入中原，造纸、火药等发明传入西亚诸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愈发频繁，促成中西文化融合，促进了中西民族融合。